——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也，故可以与之死，可以与之生，而不畏危也。（《计篇》）
《说文解字》解释道：“发其号呼以使人也，是曰令。”“令”是会意字，甲骨文字形，上面是集聚的“集”，下面是一个跪着的“人”,在那里接受命令。这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古代将官对士卒居高临下、颐指气使、盛气凌人、威逼利诱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。的确，在古代家天下时代，“率土之滨，莫非王土；普天之下，莫非王臣”，作为统治阶级一分子的将官不可能以民主、平等的方式对待士卒，一代兵圣孙武当然不能例外，我们不可以今律古，过分苛求。
这些瑕疵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孙子重视“道”的思想光芒。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最终是人，而不是技术、武器或其他。一支军队，光有很多人还不行，如果各行其是、一盘散沙，根本没什么战斗力。必须统一思想、统一行动、统一指挥，各方面高度统一了，才能形成战斗力。所以，战争之前，必须进行战争总动员，使官兵、百姓、国际上都支持自己的战争行动。这就是战争中的政治性因素，简单来说，就是要做到“人和”。
孙子那个时代以及更早的时候，统一官兵思想的方式比较单一，基本上只有书面的“誓”和领导现场讲话两种形式。我们今天能够在《尚书》中看到的《甘誓》、《汤誓》、《牧誓》等有名的誓词，即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战争动员令，主要用来揭露敌人的可恨、该死，宣扬己方战争行动的正义性，规定相关的战争纪律和赏罚措施。因为那个时候出动的军队规模都并不是很大，许多情况下都是军王亲自上台动员，或许过后还会四处传阅。
如今，进行战争动员的形式实在是太多了。报纸、广播、电视、互联网等等，无所不在，无孔不入，并且，还有迅捷化、精确化、立体化、个性化的趋势。伊拉克战争，因为美国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全球80%以上的媒体资源，牢牢掌握了制舆论权，战争前夕，伊拉克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，而美国国内甚至国际上部分国家却几乎一致认为萨达姆是暴君、魔头，可恨、该杀。
官兵充分认清了战争的意义，就能做到万众一心，同仇敌忾，就能做到英勇顽强，奋不顾身，上刀山下火海都不会有丝毫畏惧，一定能够战必胜、攻必克，从胜利走向胜利。
孙子的晚辈孟子说过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”还说：“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”这里的“道”，就涉及到战争的性质了。只有进行的是正义战争，战争动员才能获得响应的效果，获得全军、全国乃至世界上进步的人民的支持，最终战胜敌人；如果进行的是不义战争，是很难真正取得人民的拥护的，即使一时骗得了人民，也骗不了长久，最终人民会从内部起来反抗，必然走向败亡。
一代农民起义英雄陈胜，利用“丹书狐鸣”的谋略，借机格杀秦庭监军，取得役卒的同情和支持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倒秦大起义，可以说在“与民同意”上取得了很大成功。但不久就忘了自己年轻时“苟富贵，勿相忘”的约定，因为过早称王、脱离群众、腐化变质，而失去军心、民心，不免被自己的车夫所杀，起义失败。
战国时期，有一次齐国被其他五国联军打得只剩下两座城池，田单临危授命，为了坚定军民固守即墨城的决心，故意施展计谋，诱使敌人割去被俘齐军的鼻子，挖掘齐人的祖坟，焚毁齐人祖先的尸骨，使齐人个个悲愤，人人同仇，最后通过火牛阵出奇制胜，一举收复全部失地。这种“与民同意”的方式，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功，但今天我们看来，彻底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自私自利，残酷，血腥，非人道，并不值得称道和模仿。
只有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，进行着反帝、反封的正义战争，真正代表了人民大众的利益，才能真正做到“与民同意”，使无数中华儿女、志士仁人前赴后继，甘愿抛头颅、撒热血；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，使各种反动派葬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，从胜利走向胜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