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话兵法

题引：吴起（约前440～前381年），卫国左氏人（今山东曹县西北）人，战国初期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。历任鲁国将军，魏国大将、西河守，楚国的苑守、令尹等军政要职。本文乃吴起答魏文侯关于治国方略的问对节选，主要用意在于劝说文侯，只有国家强盛和社会安定，才能谈得上用兵取胜。其中心内容是“内修文德，外治武备”。

[原文]

吴子曰：“昔之图[1]国家者，必先教百姓[2]而亲万民。有四不和：不和于国，不可以出军；不和于军，不可以出陈[3]；不和于陈，不可以进战；不和于战，不可以决胜。是以有道之主，将用其民，先和而造大事。不敢信其私谋[4]，必告于祖庙，启于元龟[5]，参之天时，吉乃后举。民知君之爱其命，惜其死，若此之至，而与之临难，则士以进死为荣，退生为辱矣。”

［译文］

吴子说：“过去治理国家的君主，一定是首先教诲百姓，而且亲附民众。有四种不和睦的情况：国家意志不统一，不可以出兵打仗；军队内部不团结，不可以上阵；临阵行动不一致，不能作战；战斗动作不协调，不能取得胜利。因此，贤明的君主，要使用他的民众，必先搞好团结而后发动战争。他不敢专信自己计谋的正确，必定向祖庙祭告，用龟甲占卜，观察天时，如果吉利而后行动。民众都知道君主爱惜他们的生命，怜惜他们死亡，直到无微不至的程度，再叫他们开赴战场，他们就会以前进拼命为荣，以退却求生为耻辱了。”

[评析]

该文的中心内容是治国理论与方略。吴起认为，明主治国既要施仁政，又要重武备，两者不可偏废。这表明，吴起不仅师承了法家的理论体系，并以其为主要的治国方针，也同时吸取了儒家的某些治国思想，将其消化为自己的思想武器。

吴起既是杰出的军事家，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、改革家。他在魏国曾协助李克等辅佐魏文侯、魏武侯进行封建改革，使魏国成为战国前期头等的军事强国。郭沫若先生在《论吴起》一文中评价道：“吴起在中国历史上是不会磨灭的人物，秦以前作为兵学家是与孙武并称，作为政治家是与商鞅并称的。”吴起生长在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动荡、大变革时代。当时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以及军事等诸多领域，都通过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，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。这一时期，革新变法，富国强兵，列强争雄，兼并战争，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旋律。吴起的治国治军思想就产生在这一极不平凡的历史时代的前期，它正好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、巩固政权及进行封建兼并战争的需要，顺应了时代潮流。闪耀着时代的光辉。

本文主旨在于说明，只有国家强盛和社会安定，才能对外用兵以战胜攻取。其中心内容是“内修文德，外治武备”。所谓“内修文德”，就是“先教百姓而亲万民”，即教育百姓、亲附万民。搞好国内团结，才能保卫国家。倘若国家、军队内部不和，就“不可以出军”；否则，必定会带来后患。“有道之主，将用其民”，必须“先和而造大事”；国君只有“先教百姓而亲万民”才能让“民知君之爱其命，惜其死”，“则士以进死为荣，退生为辱”，主张用道、义、礼、仁“四德”去教化百姓，使统治阶级的政权得到加强。所谓“外治武备”，则是要统治者“简募良材，以备不虞”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吴起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军队对夺取和巩固政权的突出作用，并且比较深刻地阐述“文德”与“武备”之间相辅相成、缺一不可的关系，是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的，也是吴起的治国治军方略的重要特点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