题引：管仲（？～645年），名夷吾，字仲。春秋时颍上（今安徽颍上）人，是春秋初期政治家。管仲相齐时，“作内政而寄军令”，通货积财，富国强兵，改革行政，编练军队，使齐国强盛起来，他帮助齐桓公以“尊王攘夷”为号召，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，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。本文选自《管子·枢言》，该文以精炼的语言道出了导致三种“制”的根由。
[原文]
凡国有三制：有制人者，有为人之所制者，有不能制人、人亦不能制者。何以知其然？德盛义尊，而不好加名[1]于人；人众兵强，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；天下有大事[2]，而好以其国后。如此者，制人者也。德不盛，义不尊，而好加名于人；人不众，兵不强，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；恃与国[3]，幸名利。如此者，人之所制也。……
［译文］
大凡国家约有三种“制”：有制服别国的，有被别国制服的，有不能制服别国，别国也不能制服它的。怎么能知道是这样？
[评析]
管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列国并峙，互相征战不休进入白热化的时代。大国、小国、强国、弱国之间竞相自强图存、征伐扩张。管子针对当时的形势，阐述了国家关系中的三种状态：力量强大足以制服别国，国势衰微被别国制服，力量相对均势谁也制服不了谁。造成“制”与“被制”的原因，就是国家是否讲“德”，讲“义”。管子认为，一个国家要想制服别国，就要在增强自身国力、军力的基础上，修“德”倡“义”，不随便发动战争，不随便侵略别国；反之，自身实力不强，还过分贪名图利，动辄发动战争，企图实现与自身能力不相符的目标，那结局就可能反而受制于别国。管子道出了一条发人深省的原则：国家强大到了一定程度，不能光凭武力实现、维护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利益，而要充分发挥政治、外交的作用。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，对内发展生产、改革内政、训练军队，对外尊王攘夷、锄强扶弱，在没有大规模动用武力的情况下，主要通过外交、会盟、威慑等手段，就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，为管子的“国有三制”思想作了有力的注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