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子曰: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,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。故善战者,致人而不致于人。——《虚实篇》
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,实际上就是战争主动权的问题。致人,调动敌人,掌握了主动权;致于人,被敌人调动,陷于被动地位。在这里,孙子是就“劳逸”这一对关系而言的,事实上,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的内涵,不仅仅包括以逸待劳,而是成了用兵的最高法则。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》说:“《孙子》千章万句,无外乎致人而不致于人。”
毛泽东也高度重视战争中的主动地位,“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,都力争在战场、战地、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,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。军队失掉了主动权,被逼处于被动地位,这个军队就不自由,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。”(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)因此指出,主动权“是军队的命脉,失了这种自由,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”。(《毛泽东军事文集》2卷316页)
争取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的手段当然不止于“劳逸”,这里仅说说“劳逸”,通过以逸待劳、逸而劳之来争取战争的主动权。首先,先处战地,占据有利地形。“地者,兵之助也”,孙子曾经在“五事”中把“地”上升到了战略的高度,抢先占据有利地形,可以使弱者变强,强者更强。晋楚城濮之战,晋军故意退避三舍,主要是出于策略的考虑,占据有利地形,以逸待劳。红军弱小时期,面对强敌的步步紧逼,往往主动撤退,让出地盘,而又每每在占据有利地形的情况下设下埋伏,实行反击。
其次,先处战地,以逸待劳,以静制动。先敌到达作战地域,可以使部队得到一定时间的修整,养精蓄锐来对付敌人,而敌人一旦被我调动,就不得不气喘吁吁、精辟力尽地立即投入战斗。红军前四次反“围剿”战争,经常利用擅长的穿插迂回,将敌人肥的拖瘦、瘦的拖死,敌人经常找不到红军的踪影,而红军往往在得到宝贵的修整时间后给敌人以意外的打击。己方在战地做好充分的准备,安静地等待敌人,敌人尚处于运动中,就容易出现弱点和暴露企图,我再根据敌人的变化情况调整相应部署,始终处于主动地位。
再次,先处战地,围敌打援。在力量占优势,处于进攻态势时,如果敌方抵抗力强,久攻不下,再强攻下去,就变成“以劳对劳”了,就会出现孙子前文提醒的“钝兵挫锐”的情况。这时,就应该设法调动敌人的援军,在其必经之地设下埋伏,消灭了援军,被围攻的敌人失去了希望,也就会土崩瓦解、不战而败了。
毛泽东就如何争取战争主动权,提出:一是要“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”,二是要依靠主观指导的正确,三是要实行“先打弱的,后打强的,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”原则。对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,为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