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勒在《战争指导》（The Conduct of War）中认为，欧洲有一段时期进行的战争是“有限战争”，军事的主要行动是拖延，以最大限度地消耗地敌人的金钱。因为民众处在中世纪封建统治之下，战争与平民的生活完全脱离。国家的常备军是招募而来的，需要每月付给薪饷。在明智的军人看来，消耗敌人的财源是最为有效的获取胜利的方法，这比在战斗中消灭敌人付出的代价要少得多。
当时一些将军认为，决定战争的是钱，而不是血，消耗敌人使其财源枯竭，自然就能使敌人屈服投降。因为战略的手段是要消耗敌人的金钱和精力，而不是要歼灭、杀死他们，所以战略打击的目标，通常是敌人的补给线和要塞，而不是军队。于是，包围、对峙、迂回成了经常使用的作战方式。在1677年，奥尔瑞公爵曾经说过：“我们作战时，不是像狮子，而是像狐狸；可能要在二十次围城之后才来一次战斗。”（《战争艺术》）二十多年后，丹尼尔•迪福又说：“现在，双方通常都有五万人的军队，在彼此看得见的地方安营扎寨。整个战役中都在回避，或用时髦的叫法，都在观察和监视对方。然后，冬季也就来临了。”（亨利•摩里：《迪福的早期生活与早期主要著作》）在战争进行中，如果一方出现财政危机，而又不愿意破产，那就要与对手进行和平谈判。
那时欧洲的军人认识到了后勤对于军队的重要作用，是非常可贵的，在今天各国军队仍然把军事后勤视为战争中的生命线，同时也是软肋，要加以重点的防护。近期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，就遇到了后勤补给的难题，补给线经常遭受塔利班武装分子的袭击，不得不想方设法开辟新的补给线，到处寻找补给基地和通道，甚至想要向中国借用瓦罕走廊。同时，他们认识到迂回战略有利于降低战争成本，因此采用消耗战，使一方因财枯竭而屈服。早在两千多年前，孙子就提出了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战略，指出“全国”、“全军”为上策，攻城为不得已，为实现不战屈敌的目标而采取的方法也是丰富多彩。然而，欧洲的消耗战最后却混淆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，本来消耗只是一种手段，却不知不觉成了战争的目的了。以至于在战争中出现了如此有趣的奇观：
双方议定休战后，“战缺口处搭起了一座桥，使围攻者与被围者之间可以交往。随后，到处大开筵席，军官们轮流请客。里里外外，都在纵酒狂欢。附近地区的居民，也都步行、骑马或乘马聚集到这里来。食物已从各地运来。此刻所见到的，真是一片富足的场面，不需要医生，也不需要杂技演员，这里成了迷人的市场，欢乐的场所。”（《高多尼回忆录》）1793年，普鲁士围攻美因兹，在围城的头两个月，弗里德里希•威廉二世把大本营驻扎在一个可以俯瞰美因兹城的风景宜人的河谷，他下令在大本营周围营造了一个华丽的公园。“他们修建起绮丽的外壕内岸，铺上草皮，在花坛里栽种五色缤纷的鲜花，平整地面，在临近的灌木丛和树林间修筑道路，营造了一个可以供国王陛下、内廷佞臣、军官将校和许多经常在这里盘桓的贵族散步的大公园。”（弗兰茨•法比安：《克劳塞维茨传》，12页）这样的围攻战暴露了普鲁士国王的在战争中也不忘穷奢极欲，也是那种消耗战思想的延续。
他们以消耗为目的，又竭力回避正面作战，须知，战争是政治的暴力化的继续，因为政治无法解决，才走到了暴力的地步。这样的消耗战是不能最终解决政治冲突的，消耗战不能使战争变得温柔、平和，战争最终得有牺牲和流血。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：“在战争中达到目标，即达到政治目的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，但战斗是唯一的手段，因此一切要服从用武器解决问题这个最高法则。”（《战争论》第一卷，1964年版78页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