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话兵法

题引：文子，姓文，尊称子，其名字、籍贯及生卒年月已不可确考。传为老子的弟子，学道早通，游学于楚，后又游学到齐国，把道家兼融仁、义、礼的思想带到齐国，形成齐国的黄老之学，后来又到南方的吴越游历，隐居在吴兴馀英禺山，不知所终。他在唐代时与老、庄并重，天宝元年唐玄宗诏封文子为“通玄真人”，诏改《文子》为《通玄真经》，与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列子》并列为道教四部经典。本文节选自《文子符言》，“柔胜”是道家的一贯主张，于老子道德经如出一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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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引：画策即谋划策略。商鞅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途径是统一天下的兼并战争，否则国无宁日，民无宁日，天下无宁日。他指出要“制天下”一定要“先制其民”，要治理国家的民众就要实行法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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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引：商鞅（约前390～前338年），名公孙鞅，战国中期卫国贵族，早年为魏相公叔痤家臣，后入秦国，得秦孝公重用，变法使秦国富兵强，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基础，以功被封于商，称商君，又称商鞅。该文选自《商君书·农战》，阐述了重农重战的重要意义，认为，农战是治国治民的根本，人民努力耕作，国家才可以富，勇于作战，国家才可以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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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引：吴起（约前440～前381年），卫国左氏人（今山东曹县西北）人，战国初期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。历任鲁国将军，魏国大将、西河守，楚国的苑守、令尹等军政要职。本文乃吴起答魏文侯关于治国方略的问对节选，主要用意在于劝说文侯，只有国家强盛和社会安定，才能谈得上用兵取胜。其中心内容是“内修文德，外治武备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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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引：荀子把国君是否爱民和战争的胜负、国家的存亡直接联系起来。荀子认为，不爱民则不能用民；不能用民则战必败、国必危。这是荀子的一贯思想，和儒家观点如——《左传》、《孟子》的民本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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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引：荀子（约前313～前238年），名况，字卿，又名孙卿，赵国人。战国末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， 继孟子之后的儒学大师、学者和教育家。曾游学于齐国，三为祭酒（学宫之长），考察过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；后来到楚国，为兰陵令，并著书终老于此。本文节选的是作者的经济思想，其基本观点是“节用裕民”：“足国之道，节用裕民，而善臧（藏）其余。节用以礼，裕民以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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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引：本文论述的主题，就是“类同相召”。或者叫做“召类”。作者认为，“祸福之所自来”，不是命里注定，而是相应的行为“召引”来的——比如说，乱则召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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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引：吕不韦（？～前235年），卫国濮阳（今河南濮阳西南）人，本为巨商，因扶立秦庄襄王有功，被任为相国，封文信侯。秦王政年幼即位，他继任相国，主持朝政，号称“仲父”。后被免职，前235年自杀。本文集中阐述一个问题，即对将士和军备的严格简选（简，与“选”同义）。作者所说的简选，从文意看，是包括了训练在内的，所以反复强调“简选精良”和“兵械铦利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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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引：该文着重论述民心与法度的关系，所以取名“心度”。这里选的两段，第一段提出‘用兵者，服战于民心”，“兵战其心者胜”，就是认为在打仗之前，通过严明的赏罚，要使人民适应战争，树立起战争观念，以便奋力作战立功。能否作到这一点，关系到国家的强弱。第二段提出“不恃外之不乱也，恃其不可乱也”，就是不抱着外敌不来侵扰的幻想，而要“越力于地”，“起力于敌”，把本国的力量动员到耕、战上，做到国富兵强，使敌人不能侵扰。这样才能成就王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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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引：韩非（前280？～前233年），韩国贵族，和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。他是先秦法家学派集大成者。后出使秦国，遭李斯谗害，于次年服毒自杀于狱中。但是，他的政治主张，秦始皇和李斯是采用的。本文批判了儒、墨“显学”，全面阐述了法治思想，是《韩非子》的重要篇章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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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引：司马穰苴即田穰苴（生卒不详），春秋末期齐国大司马（将军），著名军事家，以军纪严明著称于世，后蒙冤而殁。他的主要兵学观点和对古兵法的诠释内容，大都收录在后人所整理的《司马法》一书中，该书在宋代被列为《武经七书》。本文旨在论述“以礼为固，以仁为胜”的战争观念，论证了战争与政治之间内在辩证统一的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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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引：本文节选自《管子·重令》。《管子》的政治思想一贯主张“礼法并用”。管子认为法是指国君掌握刑赏大权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术，治国治民的根本在于倚重法令，令行禁止是安国全军的重要重要保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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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引：管仲（？～645年），名夷吾，字仲。春秋时颍上（今安徽颍上）人，是春秋初期政治家。管仲相齐时，“作内政而寄军令”，通货积财，富国强兵，改革行政，编练军队，使齐国强盛起来，他帮助齐桓公以“尊王攘夷”为号召，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，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。本文选自《管子·枢言》，该文以精炼的语言道出了导致三种“制”的根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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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引：本文节选自《孟子·告子下》。孟子认为，小到个人，大到国家都要有忧患意识。一个国家长期处于太平太顺的环境下，就会使人们放松警惕，一旦遇到内忧外患，就会土崩瓦解，顷刻间便走向灭亡。这一论断在今天仍给人以深刻的启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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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引：本文选自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。“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”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，是带有普遍意义的真理。战争的胜败，政权的兴亡，莫不如此。孟子还说过：“桀纣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，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。得天下有道：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，得其民有道：得其心，斯得民矣。”(《离娄上》)这一段话可以和本章的得‘人和”与“多助”、“寡助”之说相参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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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引：孟子（约前372一前289），名轲，字子舆，邹（今山东邹县）人，战国时期思想家、教育家，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，地位仅次于孔子，后世常以“孔孟”并称。受业于子思(孔子之孙孔伋)的门人。学成后曾周游列国，到过齐、宋、鲁、滕、魏，主张终不见用，退而与弟子万章等著书立说。本文选自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，论述了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，别人内心喜悦而真诚信服，也就是“以德行仁者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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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引：墨子（约前468～前376年），名翟，鲁国人，战国初期思想家，墨家学派的创始人。在先秦诸子中，其作风最接近于下层劳动人民。本文节选自《墨子·七患》，墨子强调指出，治国要知节用，卫国要知守备，要有防患于未然的思想。概括地指明了政治、经济与军事的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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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引：本文节选自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，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对待“文事”和“武事” 所采取的态度，正所谓“文武之道一张一弛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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