题引:管仲(?~645年),名夷吾,字仲。春秋时颍上(今安徽颍上)人,是春秋初期政治家。管仲相齐时,“作内政而寄军令”,通货积财,富国强兵,改革行政,编练军队,使齐国强盛起来,他帮助齐桓公以“尊王攘夷”为号召,“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”,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。本文选自《管子·枢言》,该文以精炼的语言道出了导致三种“制”的根由。
题引:管仲(?~645年),名夷吾,字仲。春秋时颍上(今安徽颍上)人,是春秋初期政治家。管仲相齐时,“作内政而寄军令”,通货积财,富国强兵,改革行政,编练军队,使齐国强盛起来,他帮助齐桓公以“尊王攘夷”为号召,“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”,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。本文选自《管子·枢言》,该文以精炼的语言道出了导致三种“制”的根由。
题引:本文节选自《孟子·告子下》。孟子认为,小到个人,大到国家都要有忧患意识。一个国家长期处于太平太顺的环境下,就会使人们放松警惕,一旦遇到内忧外患,就会土崩瓦解,顷刻间便走向灭亡。这一论断在今天仍给人以深刻的启示。
题引:本文选自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。“得道多助,失道寡助”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,是带有普遍意义的真理。战争的胜败,政权的兴亡,莫不如此。孟子还说过:“桀纣之失天下也,失其民也,失其民者,失其心也。得天下有道:得其民,斯得天下矣,得其民有道:得其心,斯得民矣。”(《离娄上》)这一段话可以和本章的得‘人和”与“多助”、“寡助”之说相参看。
题引:孟子(约前372一前289),名轲,字子舆,邹(今山东邹县)人,战国时期思想家、教育家,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,地位仅次于孔子,后世常以“孔孟”并称。受业于子思(孔子之孙孔伋)的门人。学成后曾周游列国,到过齐、宋、鲁、滕、魏,主张终不见用,退而与弟子万章等著书立说。本文选自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,论述了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,别人内心喜悦而真诚信服,也就是“以德行仁者王”。
题引:墨子(约前468~前376年),名翟,鲁国人,战国初期思想家,墨家学派的创始人。在先秦诸子中,其作风最接近于下层劳动人民。本文节选自《墨子·七患》,墨子强调指出,治国要知节用,卫国要知守备,要有防患于未然的思想。概括地指明了政治、经济与军事的关系。
题引:本文节选自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,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对待“文事”和“武事” 所采取的态度,正所谓“文武之道一张一弛”。
题引:本文节选自《论语·季氏篇》。孔子认为,社会财富如果分配不均,百姓就会有贫富差距,进而就会导致社会动荡,国家就会有倾覆的危险。
今天晚上,随着《孙子兵法•用间篇》小结的写完,《孙子兵法》札记系列终于写完了。现今的初稿,总共125节,计16.7万字。
题引:孔子(前551~前479年),名丘,字仲尼。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。曾经担任过“委吏”(仓库管理员)、“乘田”(主持畜牧)等地位卑微的小吏。后为鲁国大夫做过鲁国司寇(主管司法的官职)。本文节选自《论语·颜渊篇》,孔子认为,为政者应把争取民心作为执政的重中之重,必须慎重对待。
题引:孙武(生卒不详),字长卿,春秋末期齐国乐安(今山东惠民,一说博兴北,或说广饶)人。长期避隐深居,潜心研究兵学,总结已往之战争经验,著书立论,成兵法13篇(即《孙子兵法》)。因齐国内乱而出奔吴国,经伍子胥举荐为吴国将军。北宋神宗时,被列为《武经七书》之首。《孙子兵法》揭示了战争的规律,论述了战争论、治军论、制胜论等多方面的法则,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,被誉为“兵经”。 本文节选自《孙子兵法·火攻篇》,孙子论述的“安国全军”之道,今天仍应慎重对待。
孙子曰:凡用兵之法,将受命
有人认为这几句话是错简,是从《九地篇》窜入的。本篇题为《九变篇》,主要论“变”,是上一篇《军争篇》末尾“治变”意犹未尽的继续,相当于续篇。而这五句话都是论地形,似乎与本篇主题不太一样。开头“孙子曰”到“合军聚众”与《军争篇》开头一样,从语义上看应该不应该重复的,这样看来,错简肯定是存在的。不过,这里大话兵法并不纠缠于此。
《孙子兵法•军争篇》解读文章共13篇,现汇总如下:
题引:该文选自《道德经·六十一章》。针对春秋时期战争频仍,杀伐不已,各诸侯国之间关系混乱的局面,老子从“谦柔处下”、“静胜躁”等“道”的特性出发,论述在外交策略上采取“善下”的必要和益处,在今天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。
明代茅元仪评价《军争篇》说:“真实用兵,尽此一篇。”尽管有些过誉,但毕竟道出了“军争”的重要地位。定计、谋攻、布形、造势、奇正、虚实,大话兵法在前文打了个比方,相当于铸剑,军争就是使剑。
故用兵之法:高陵勿向,背丘勿逆,佯北勿从,锐卒勿攻,饵兵勿食,归师勿遏,围师必缺,穷寇勿迫。此用兵之法也。——《军争篇》
前文谈了“治变”,应遵守“无邀正正之旗,勿击堂堂之阵”的原则,孙子似乎意犹未尽,这里的“高陵勿向”等八条原则,实际上是对“治变”的继续阐述。但这八法都是举例性质的,且不可以之为不变的法宝,不管对象、时间、场合都祭将出来,那就真的像书法理论里的“学我者死”了。有时候不仅不能遵守,而且要反其道而用之,这才符合孙子论兵的真正用意。
无邀正正之旗,勿击堂堂之阵,此治变者也。——《军争篇》
“气”已治,“心”已治,“力”已治,是不是就万事俱备、只待一战呢?没错。但战争具有极强的机变性,必须根据敌情、我情、地形等因素,践墨随敌,随机应变。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说过,人不可能踏入同一条河流,战争进程正是如此。如果战争的有关因素发生了变化,仍然固守原来的作战方针,那无异于刻舟求剑,会差之毫厘、谬以千里。因此,“四治”当中还需“治变”。